西瓜的语言(西瓜的语言怎么说)

今年出版的新书中,一个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频频出现,这就是已经离世23年的汪曾祺先生。在世时只想“悄没声地”写点儿东西的汪老怎么也没想到,去世后的20多年间自己竟成了畅销书作家,所写的作品也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,形成了许多“汪迷”群体。笔者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汪迷,但的确读了汪曾祺的不少作品,尤其是他的散文令我爱不释手,闲来无事或心情烦闷时,会随手翻阅他的散文,读到有趣处,常忍俊不止,瞬间忘却烦恼,顿觉生活美好。

喜欢汪曾祺的理由

笔者喜爱读汪曾祺的作品无非两个字“趣味”:他的散文没有空泛的大道理,没有宏大的题材,所写内容多为草木虫鱼、风俗美味、常人俗事。但字里行间却透着文人雅趣,读来韵味无穷。

文人很多都爱吃、会吃,会吃而且善于谈吃的也不少,然而会吃会谈吃又会做的文人恐怕为数不多。汪曾祺被誉为“作家中最会吃的老头儿”。他的儿子说:“像他这样会吃会做又会写的老头儿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人了。”在儿子汪朗的记忆中,印象最深的是汪曾祺戴着围裙,从厨房里走出来的样子,手里端着热气腾腾的菜盘,嘴里喊着“吃饭啦……”只要他在家,一家人的饭菜都归他管,而且乐此不疲,他认为“愿意做菜给别人吃的人是比较不自私的”。他在《文章杂事》中说:“我什么功都不练,只练‘买菜功’。我不爱逛商店。爱逛菜市,看看那些碧绿生青、新鲜水灵的瓜菜,令人感到生之喜悦。”“最大的乐趣还是看家人或客人吃得很高兴,盘盘见底。”汪曾祺不仅做得一手好菜,也写得一手好菜,他笔下的菜既能吊人胃口又可“照着做”。如他发明的“塞肉回锅油条”:“油条切成寸半长的小段,用手指将内层掏出空隙,塞入肉茸、葱花、榨菜末,下油锅重炸。油条有矾。较之春卷尤有风味。回锅油条极酥脆,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。”如今这道“回锅油条”已成为他的家乡江苏高邮的“汪氏名菜”。

汪曾祺笔下的花花草草也一样活泼有趣:“夏天的花里最为幽静的是珠兰。牵牛花短命。早晨沾露才开,午时即已萎谢。秋葵也命薄。瓣淡黄,白心,心外有紫晕。风吹薄瓣,楚楚可怜。”在这篇名为《夏天》的散文中,他写的西瓜最传神:“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,下午剖食,一刀下去,喀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。”

笔者尤其喜爱读汪曾祺写自家的趣事。他在动笔之前常常坐在沙发上“构思”,“我的儿女们看到我坐在沙发里‘直眉瞪眼’,就知道我在琢磨一篇小说。到我考虑成熟了,他们也看得出来,就彼此相告:‘快点儿,快点儿,爸爸有一个蛋要下了,快给他腾个地方!’”“我们家在甘家口住的时候,全家五口人只有一张三屉桌,老伴打字,孩子做作业,轮流用这张桌子。到我要下蛋的时候,他们就很自觉地让给我。我的小说大都是这样写出来的。”

一个“活庄子”

很多人喜爱汪曾祺文字中的恬静与温暖、轻松与幽默,仿佛人生的苦难都与他无关。其实他一生经历过很多坎坷:抗日战争期间,他离开家乡,报考西南联大,毕业之后在昆明教书;解放战争期间,他流落到上海,失业,生活无着落,曾想到过自杀;解放后在北京文联做了几年编辑,后被定为右派,下放到张家口劳改四年;之后回京到北京京剧团被“限制使用”……

但你读他的文章丝毫感觉不到苦痛,没有抱怨,没有冷嘲,有的只是平静恬淡,快乐风趣。这也许与他豁达乐观的人生哲学有关。他是个乐观主义者,对自己经历过的苦痛经常会忘记,他的儿子说他善于“剪裁生活”,把生活中的苦难剪裁掉了,留下的都是快乐。他甚至还庆幸自己当了一回右派:“真是三生有幸,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。”在张家口下放的四年中,他起过猪圈,刨过冰粪,扛过85公斤重的粮食,更多的是在果园里干活,给果树喷波尔多液,他认为“这是比较美的劳动”,“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,很好看。”“喷波尔多液的次数多了,我的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。”有人见他精神状态不错,好奇地问他:“凭仗什么力量支持过来的?”汪曾祺的回答是:“随遇而安。”“‘遇’,当然是不顺的境遇,‘安’,也是不得已。不‘安’,又怎么着呢?既已如此,如北京人所说,‘哄自己玩儿’。当然,也不完全是哄自己。生活,是很好玩的。”

抱着这种“好玩的”心态,汪曾祺在苦中寻乐,发现生活中的美,挖掘人性中的善。“我的作品的内在情绪是欢乐的。我们有过各种创伤,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。一个作家,有责任给予人们一分快乐,尤其是今天。”他希望自己所写的作品“能有益于世道人心,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,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,人,是美的,有诗意的。”他非常喜欢宋儒的诗句:“万物静观皆自得,四时佳兴与人同”“顿觉眼前生意满,须知世上苦人多”。他的作品所写的都是一些小人物、“小儿女”,他对他们充满了温情,充满了同情,他自认为是“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”。

“东张张西望望”的作家

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。在汪曾祺的散文中,除了谈风俗,聊美食,话人生,还有很多篇幅谈到读书与写作。

在现代文学史上,汪曾祺因其独有的色彩被称为“不好归类”的作家,他左手小说,右手散文,亦庄亦谐,独步文坛。他的短篇小说多为“小桥流水”,俗人俗事;他的散文亦多“轻贱平常”,随意散淡。自认为“写不出来大作品,写不出来有分量、有气魄、雄辩、华丽的论文”,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为喧嚣扰攘的现代人的生活带来一点宁静、一丝清凉。

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就读四年,师从沈从文,是沈先生的得意弟子。他说:“一个作家读很多书,但真正影响到他的风格的,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、不多的作品。”他认为影响自己比较深的作家中“古人是明代归有光,现代作家是鲁迅、沈从文,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西班牙的阿左林”。他的短篇小说《受戒》中即有沈从文《边城》的影子,“我曾问过自己:这篇小说像什么?我觉得,有点儿像《边城》。”“他的小说里的人物,特别是他笔下的那些农村的少女,三三、夭夭、翠翠,是推动我产生小英子这样一个形象的一种很潜在的因素。”不仅是小说,沈从文的散文对汪曾祺的影响也很深,他极其推崇老师的《从文自传》,认为这是一本奇特的书,“沈先生自己说这是一本‘顽童自传’。我对这本书特别感兴趣,是因为这是一本培养作家的教科书,它告诉我人是怎样成为诗人的。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,童年生活是起决定作用的。”“从这本薄薄的小书里学到很多东西,比读了几十本文艺理论书还有用”。

有记者采访汪曾祺,问他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,他的回答是:“我就是东张张西望望就成了一个作家。”在《沈从文的寂寞》中,汪曾祺谈到,想要成为一个作家:“要对生活充满兴趣,充满好奇心,什么都想看看。要到处看,到处听,到处嗅闻。一颗心‘永远为一种新鲜颜色、新鲜声音、新鲜气味而跳’,要用感官去‘吃’各种印象。要会看,看得仔细,看得清楚,抓得住生活中‘最美的风度’;看了,还得温习,记着,回想起来还异常明朗,要用时即可方便地移到纸上。什么都去看看,要在平平常常的生活里看到它的美,它的诗意,它的亚细亚式残酷和愚昧。”

除了受到沈从文的熏陶,汪曾祺还深受明代归有光的影响,他喜欢归有光“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人的事”。他说“归有光是中国的契诃夫,他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很像契诃夫”,认为他“是和现代创作方法最能相通,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位中国古代作家”。

汪曾祺非常重视语言,对语言的重要性推崇备至:“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,本身便是内容。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的,不可剥离的。”“语言不仅是载体,它是作品的本体。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话,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。”“语言的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,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越高,他的语言所传达的信息就会更多。”有人评价汪曾祺的语言很怪,“拆开来没有什么,放在一起,就有点儿味道。”汪曾祺认为:“谁的语言都是这样,每一句都是平常普通的话,问题就在‘放在一起’,语言的美不在每一字、每一句,而在字与字之间、句与句之间的关系。”句与句要互相连带,互相顾盼,痛痒相关。“文学语言不是像砌砖墙一样,一块砖一块砖叠在一起,而是像树一样,长在一起的,枝干之间,汁液流转,一枝动,百枝摇。”“一个人的文章写得很顺,不疙里疙瘩的,叫作‘顺畅’,写一个作品最好全篇想好,至少把每一段想好,不要写一句想一句。那样文气不容易贯通,不会流畅。”

汪曾祺旧学功底深厚,能书会画,能文能诗,他的散文常常是“文白杂糅”,普通话中带点儿文言文、方言,读来有韵味,有嚼头。他建议青年作家要读些古文,懂一点儿平仄对仗,学会写绝句、律诗,他在《幽冥钟》里写了这样的句子:“罗汉堂外面,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,有几百年了。夏天,一地浓荫。冬天,满阶黄叶。”在这里,“如果不用对仗,就会很啰唆,也没有意境”。

笔者很喜欢汪曾祺在70岁时写的“自寿诗”,不妨拿来做此文的结尾。《七十书怀出律不改》:“悠悠七十犹耽酒,唯觉登山步履迟。书画萧萧余宿墨,文章淡淡忆儿时。也写书评也作序,不开风气不为师。假我十年闲粥饭,未知留得几囊诗。”

《中国教育报》2020年08月23日第3版

作者:梁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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